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，年轻女性身边流传着一张很有意思的“关系配置表”：有人负责接送，有人负责吃饭，有人负责买礼物，还有一个人负责当正式男友。 日本人当时叫它们「アッシーくん」（负责接送的“脚”）、「メッシーくん」（负责吃饭的“饭”）和「ミツグくん」（负责送东西的“贡品”）。还有「キープくん」，也就是暂时留在身边的备用对象。 1990年，日本新语·流行语大奖的官方资料已经收录了「アッシーくん」：女性深夜打一个电话，男人开着自己的车赶来，把她送回家。这个词之所以能流行，不是因为日本突然变成了一个女性掌权的国家，而是因为泡沫经济把汽车、闲暇和现金都变成了追求异性的工具。男人想证明自己有钱、有车、有用，女人则可以把这些投入分开使用。恋爱还没有谈成，服务已经先到位了。 泡沫期的东京，女性杂志和电视节目很喜欢把年轻女性包装成“公主”。她们去银座吃饭，去六本木玩，深夜不必挤电车，因为电话那头总有一个男人愿意开车过来。日本新语资料对“アッシーくん”的解释甚至带着一点自嘲：这些男人未必是女方的恋人，很多时候只是充当“脚”。从今天看，这种关系当然谈不上平等，男性用钱和服务换取接近机会，女性掌握着是否给出回应的主动权；但放回当时的经济环境，它也反映出年轻女性第一次大规模拥有了消费选择权。她们可以挑餐厅、挑礼物、挑男人，至少在都市消费场景里，男人不再是唯一的决策者。 问题是，这种“女性很有权力”的画面，只发生在消费台面上。她们可以拒绝一个请吃饭的男人，却不一定能在公司里获得同等的晋升机会；可以让男人排队送自己回家，却未必拥有稳定的工资和完整的社会保障。日本内阁府后来在男女共同参画白书里反复说明，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，与非正规就业比例较高、结婚生育后工作中断、再就业困难，以及年金和社会保障积累不足有关。也就是说，泡沫时代的女性获得了一段消费上的上风，却没有因此拿到足够牢靠的经济底盘。 真正让这套关系消失的，是泡沫破裂之后一连串很具体的变化。股价和地价下跌，公司奖金缩水，终身雇佣开始松动，年轻男性不再确信自己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持续加薪。以前一通电话就能开车去接人的“アッシーくん”，需要一辆车、汽油、空闲时间，还要相信这趟接送未来可能有回报；当收入预期变差，这就不再是浪漫，而是一笔看不到回款的支出。请一顿昂贵的饭、买一个名牌包，也从“男人有实力的证明”变成了“为什么要为没有结果的关系花钱”。词语先变成旧时代的笑话，行为随后就退出了日常生活。 但男人不再当“舔狗”，并不等于女人从此获得了自由。日本泡沫破裂以后，女性进入非正规就业的比例持续上升，很多人年轻时可以靠家庭、伴侣和消费社会维持体面，到了中年却发现自己缺少稳定职业和足够储蓄。 内阁府的白书把女性贫困与单身、离婚、单亲家庭、非正规就业放在同一张结构图里讨论；厚生劳动省的资料也显示，日本非正规雇佣者总数从1990年的约88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2126万人，占雇佣者的36.8%。这不是“女人以前太会享受，后来遭到报应”的故事。更难受的地方在于，那个看似把女性捧成公主的消费社会，从来没有把同等的安全感写进她们的工作合同里。 所以，泡沫后的婚恋变化也不能简单说成“女性要求降低、男性集体觉醒”。收入预期下降以后，双方都开始重新计算。女性过去会把高学历、高收入、高身高当作理想对象，后来流行的择偶条件出现了“平均”“低压力”“不束缚”等说法；男性则更少把恋爱当成必须完成的人生项目。 日本关于青年恋爱与结婚的研究综述提醒，经济状况、就业形态、认识异性的机会和结婚条件之间确实存在关联，但不能把“草食男”当成一个单一原因。一个男人不恋爱，可能是性格，也可能是工作不稳定、收入不够、没有认识对象的场所，或者他已经算过一遍账，觉得自己承担不起。 接下来轮到中国读者熟悉的“舔狗经济”登场了。日本当年的支付方式很直白：车、饭、礼物；今天的中国则更容易出现在转账、代付、红包、节日消费、直播打赏和持续提供情绪价值上。它们看起来不是一回事，结构却有相似之处：一个人不断投入金钱和时间，希望换来更明确的关系；另一个人接受投入，却可以把关系维持在模糊状态。 2024年的“胖猫”事件之所以引起巨大争议，也正因为它把恋爱关系里的转账、赠与、共同生活计划和网络舆论搅在了一起。警方后来通报双方存在真实恋爱关系，女方不构成诈骗；同时，死者家属通过发布隐私、引导评论等方式造成网暴，警方也表示将进一步处理。 这件事不能证明“当代男性都被女性骗了”，也不能证明它已经改变了所有人的婚恋观。可是，社交平台上的讨论确实暴露了一种正在扩大的不安：男人开始怀疑，自己的付出到底是在经营关系，还是在购买一个永远不会兑现的承诺。与此同时，中国的直播研究发现，主播与观众之间的“商品化亲密关系”越强，打赏收入越高；打赏者买到的并不只是一个虚拟礼物，还包括被看见、被回应、在群体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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